接触四任县委书记，对罢我“官职”的最具好感
《县委大院》剧照 图源网络
接触四任县委书记，对罢我“官职”的最具好感
文/潇湘棋客
说起来真是怪，我在老家县委大院工作了整整15年，接触过四位县委书记，最有好感的，不是给我“官职”的那位，而恰恰是罢我“官职”的那位。
说是接触，其实说若即若离更确切一些，若非万不得已，我既不愿意假工作之名常到书记们（那时至少有两位专职副书记）面前去刷存在感，更无意去“求上进”，尽管有机会。比如我做理教干事，要组织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个别时候还要“亲自”上课，正副书记等县级领导都得由平常的坐台上改为坐台下，我则到讲台上“作报告”，——如果工作足够主动，还有责任为书记们撰写理论文章并争取发表，只不过我从未做过此事；做宣传或综合干事，要给书记们起草相关报告；做县报记者要采访书记们；做副总编更有请示汇报的由头……
我接触的首位，W书记，出身于团系，少年得志，尚未而立就担任了区委书记，我进大院时他已在我的老家履职一年，也还不过三十出头。个头不高，比较白净，体态略胖，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西装革履甚是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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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交谊舞，我虽然对此既无兴趣也毫无舞功基础，但因系大龄未婚青年，被热心副部长及同事拉进过舞场四次，——醉翁之意不在酒。其间，我至少两次近距离见识过W书记的翩翩风度与优雅舞姿。
W书记在我老家的存在感不太强，因为县长是“本地和尚”，大他十三岁，资历深，从政经验丰富得多，能力魄力更超出他一大截，又占尽地利人和优势。连老百姓遇到什么大事，普遍都会说“找B县长去”而极少有人说“找W书记去”。
继任者L书记，从市政府一局长兼书记岗位上调任，正值中年，年富力强，施政手段比前任老辣得多，据说泰山大人还是省里的一位老资格领导，L书记后来又进入了市委常委班子，所以他在县里基本是一言九鼎。
我由科员（更确切地说是报社编辑）升为副科级的报社副总编，正是在L书记任上实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从进入那个大院，15年里从未因个人提拔问题去找过任何一任组织部长、县委正副书记。获得晋升，我更感激自己所在部门的常委部长，我自愿由干事改当报人后的表现让他刮目相看，由当初给差评转了一百八十度弯给好评，继而克服重重困难为我争政治待遇。部长也是从市直机关下来的，虽比L书记迟些时间到县里，但与他原来就有工作联系，似乎私交还不浅。除了自身一向工作卖力，以及同事们一致认可并在组织考察时纷纷美言，正副部长的力挺，才是我得以花费六年多时间迈上副科台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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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大院有时流传一些与L书记相关的负面小道消息，民间对L书记的评价也不太友好，我将信将疑，对L书记敬而远之。
接下来的X书记学农出身，不惑一年后从市里一专业技术部门书记所长任上下派到县里。他在我的老家任职接近六年，是四位书记中当得最久的一位。
这里不妨讲两个小故事。
市委机关报有一回发过一篇出格的副刊文章，文中直言不讳地点到了X书记的名，可惜不是点赞——“县委书记XX发，提拔干部搞批发。”据说后来X书记亲自到报社进行了交涉，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不过这大抵构不成造谣诽谤，下面这个小故事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
2002年10月16日，县直一单位一把手请县检察院检察长、县委组织部纪检组长喝酒，叫我作陪。其实我一直有意识地远离职场应酬，能躲尽量躲，以至于部里一位小我几岁的副部长好几次因请到了我陪客而特别开心，甚至觉得有面子，让我觉得啼笑皆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这位副部长给予过我不少关照，公事私事帮过我不少忙。我接受完人生最后一次组织考察后他告诉我，他至少在考察组面前讲过20句公道话，说在为我评功摆好鸣不平时他们都会心地笑了。点点滴滴的往事，我感念至今。
这位一把手与我同族同辈，私交很久很深，且我与检察长与纪检组长也打过不少交道，很熟，所以他一叫我就去了。席间聊起已离任超过一年半的X书记，一把手说在他任内，县委大院（含人大和政协机关）的干部只有四个人没被提拔，其中一人就是我。我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居然成了雷打不动的四大金刚之一，成了书记批发不出去的滞销货……这个消息一点也没让我感到伤心难过，反倒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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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结束在浙南一家县市报两年的应聘工作，重回老家县报工作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湘江对岸的邻县县长跨江而来，到我的老家履新职，这就是本文主角Z书记。
对于新书记，我先是一如既往，若即若离，冷眼观察，后来逐渐生出好感乃至敬意——说得狂妄一点，县里四套班子历届成员，能让我产生前一种感觉的，充其量不过一半；进而产生后一种感觉的更是屈指可数。
好感最初来自Z书记略带忧郁的目光和冷峻的神情，间或还有一丝丝焦虑，那似乎是他在经过几个月广泛深入的有关县情乡情的考察调研后渐渐出现的。我看不出其间有什么做作表演的成分，觉得那是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真心想清洁一下官场生态环境、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抱负与现实状况中各种问题错综复杂，他为此感到纠结而一时难以理出头绪。
甚至生活方面他也有点特立独行。有许多次，上午或下午下班后，我亲眼看到他独自一人从县委大院最前头的常委楼出来，走向县委大院最后头的机关食堂。其实平时县管干部都不经常进那里，去得频繁的多是院内普通工作人员，间或还有院外人员。食堂其实有小包厢，但倘若不是利用吃饭时间约谈干部，Z书记很少进，往往是打好饭菜后在大厅选一张桌子坐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若有人打招呼，Z书记会抬头看看对方，应答一声或寒暄一两句，之后继续“独乐乐”。
强势反腐，也是Z书记让我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上任不到三个月被掀起了反腐风暴，先是县计生委主任被“双规”，随后县民政局长、书记被抓，一名副局长受命主持工作。过了一些时日，县纪委和检察院找他谈话，说他问题算小一些的，让他主动揭发他人，不料第二天早上他竟服农药自杀了……
2002年底，县里换届，一贯张狂跋扈，在官场和民间口碑都很差且时常被老百姓告状的县国土局长在副县长竞选中“脱颖而出”，他原本就没有进入“组织提名”程序，不在候选人之列，有些人大代表联合提他的名，经组织做工作也撤销了，他本人也口头承诺不参与竞选。不料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演出一幕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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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得马焉知非祸。选举结束仅仅八天后，正飘飘然的“副县长”被宣布“双规”，据说，他在选举前给县人大代表每人送了600元。我在当天的日记里点评：“局长固然可耻，那些收他钱财就胡乱投票的人大代表又何尝不可叹可悲！”
心理距离的缩小，显然也有助于拉近我与Z书记的身体距离。那年夏天，他去一个“瓜果之乡”搞调研，我“亲自”跟随采访，这是我自1994年2月当报人起至9年后离开老家，仅有的一次对书记个人活动的采访。在Z书记与乡村干部及瓜农的交流中，我在旁边静静地观察。他的脸色略显黧黑，眉头随着看到的场景或对方的回答各有不同而时皱时展，目光中欢喜与焦虑、期待与忧思交错出现，说话时语调时高时低，语速时快时慢，脸上偶尔会露出难得的会心一笑。综合观察分析他的目光、话语、表情乃至肢体语言的细微变化，我判断他是一个“农二代”，虽已权倾一方，身上仍有着父辈们的质朴和纯真善良，是一个没有忘本与变色的人。只可惜，后来我大概只就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如何帮助瓜农拓宽销售渠道及实现增产增收等问题简单地请Z书记谈了谈看法，只字没提有关他身世等私人话题。
2003年3月，我接到浙南那家县市报确定正式调我过去的消息后向Z书记汇报请示，他十分爽快地表示对我要求外调开绿灯。我接到商调函仅仅过了两天，他主持的常委会就免去了我的副总编职务……
转眼间，我离开Z书记的视线已整整20年，退休也已近四年，他未必还记得我，我却永远记得他。四个月后他也将在省直部门正厅职务上退休，我在东部省城向中部省城的当年Z书记送上发自肺腑的祝福——
好官一生平安！